威廉williamhill官网在线登录近日，中国台湾省爆发了一场涉及金额约十亿新台币的假酒风波，但目前各方消息扑朔迷离，警方也没有盖棺定论，目前无法准确报道。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洋彼岸一场涉案金额超过7000万人民币的葡萄酒骗局：

　　晚宴上每盘菜的价格是7250美元（约5万人民币），但这并不是克雷希米尔·佩纳维奇（Krešimir Penavić）对那场晚宴主要记忆。更让他终生难忘的是那晚，4瓶来自罗曼尼康帝酒庄的珍稀葡萄酒；其次，是坐在他对面的奥马尔·汗（Omar Khan），这个骗走他大量退休金的男人。

　　这场晚宴发生在2015年2月，纽约米其林星级餐厅Daniel Boulud为期一周的勃艮第葡萄丰收庆典（La Paulée）期间。两人初遇时，佩纳维奇对奥马尔的印象是：他坐在那里给面包涂黄油，抱怨食物不够肥腻，配不上他的酒。

　　当时奥马尔48岁，是这类活动的常客，在这里，葡萄酒爱好者们一掷千金分享法国名酒。奥马尔的身材被熟人形容为完美的球形，但总是身着合称的定制西装。

　　甚至到了法庭上，他仍能用蜜糖般的男中音侃侃而谈文学典故、商业逻辑和旅行见闻，分享他攀登富士山的经验，或是在瑞士日内瓦美岸皇宫大酒店等待一杯卡布奇诺的故事。他用这诱人的异国风情帮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，举办起自己的葡萄酒活动，且逐渐在名流云集的纽约声名鹊起。

　　很快，佩纳维奇就成了奥马尔活动的常客，有时一个座位的费用就高达2.5万美元。

　　佩纳维奇1990年靠数学奖学金从克罗地亚移民到美国，是亿万富翁制造机构——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很早的雇员之一，因此也赚了不少钱。在爱上葡萄酒之前，他喜欢开法拉利，夏天在自己150英尺长的双桅游艇上消暑，还出资在亚得里亚海海底寻找古代沉船。

　　但不久之后，葡萄酒开始让他眼中闪烁出特别的光芒。奥马尔向佩纳维奇介绍了他在伊斯特拉山坡上拥有的葡萄园，然后说：从水果中酿造出这样的美酒，是一个美妙的过程。其他水果都不会是这样，葡萄酒可以如此复杂！随着时间的推移——几个小时或几十年——它可以发生如此多的变化。这是我们从大自然中能获得的尤为迷人的产品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当奥马尔询问佩纳维奇是否投资他的葡萄酒活动时，佩纳维奇欣然同意。

　　活动的安排很简单。举办一次晚宴可能需要10万美元：在Jean-Georges或其他高级餐厅预订一个私人包间；采购六到十瓶珍稀葡萄酒；加上侍酒师的费用。希望佩纳维奇能垫付6万美元，剩下的部分则由奥马尔自己承担，晚宴的盈利则五五分成。当然具体数额因地点和规模而异。

　　于是一场在伦敦的活动，佩纳维奇给了7.5万美元；另一场在新泽西的活动，同样是7.5万美元。另外，为每月在海外举办的其他活动计划，佩纳维奇提供25万美元，占37.5%的股份。

　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开始产生怀疑。不仅活动被一再推迟，当佩纳维奇询问进展时，奥马尔却支支吾吾。“哦，突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；在伦敦举办的活动没有足够的人感兴趣；再说吧，我马上就要到纽约了……

　　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，但当佩纳维奇意识到自己在这些活动上投资了大约500万美元，却没见过一分钱的利润时，他开始四处拜访其他相关酒商。

　　2019年9月，佩纳维奇和其他12名受害者在纽约州法院起诉奥马尔威廉希尔williamhill，涉及金额达950万美元（近7000万人民币）。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开始调查，并于2020年2月提起公诉。但当时，奥马尔已经逃离美国，故未能抓捕到嫌疑人。

　　在美酒界，骗子比比皆是。但奥马尔与更早之前，骗取勃艮第爱好者2800万美元，大名鼎鼎的Rudy Kurniawan，在风格上还有些许不同，奥马尔的伪装多少真假参半。

　　他已故的父亲Najmul Saqib Khan是一名巴基斯坦外交官，曾在沙特、日本、华盛顿特区和纽约任职，并在纽约担任总领事，20世纪80年代就与纽约房地产界不少名人走得特别近。

　　这也让奥马尔从小就跟外交官父亲出入很多晚宴。奥马尔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学生，校园名人。他认识大学里的每个人，每个人也都认识他，但他的一位前室友说：整个事情都是由金钱支撑的。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，奥马尔有钱且非常慷慨。他会请人喝酒、喝咖啡，还会去餐馆吃饭，而其他人总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威廉希尔williamhill。

　　但在牛津时期，奥马尔也已经露出了一些并不诚实的苗头。他常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学术王牌，讲的故事往往以他在讲座中迷惑教授而告终。可这一伪装在毕业时被打破了，因为成绩公布时他在班上垫底。然后在室友们的震惊中，他就消失了，这些人再没听过他的消息。

　　之后奥马尔去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，但不清楚是否毕业。1993年，他与合伙人在卡拉奇创办了一家名为Training 2000的公司，提供基于神经语言程序学的生活和商业指导，后来被归入伪科学的自我提升法。当时公司拥有一些大企业客户，但据前员工回忆，公司赚取的收入似乎仍不足以支付奥马尔的开支，他总是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，会去特别贵的餐厅，喝特别贵的酒，总是有司机接送。

　　201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，奥马尔搬到了纽约，以新品牌Sensei International宣传自己是一名高管领导力教练，将神经语言学营销为安装在你头脑中的软件，并吹嘘自己是世界上特好的顾问和演讲者之一。

　　曾多次与奥马尔一起出席活动的财经记者Dan Rosenheck回忆说：每次他都会带来特好的葡萄酒，常常是别人终其一生喝酒的高峰。

　　他们2013年相遇时，Dan才刚刚开始对自己的味觉进行投入，他非常感激奥马尔常跟他介绍分享一个记者买不起的葡萄酒。可奥马尔究竟是如何买得起这些葡萄酒的，在Dan看来是一个谜，他为《经济学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撰写管理咨询报告，直觉告诉他奥马尔的商业资历与其消费能力不相符。他时不时会问他关于这家名为Sensei International公司的问题，但从来没能问得很详细，因为他总是回答的很含糊。

　　而不断收到的葡萄酒，也让这位记者逐渐选择避开这些问题，并未选择就这家公司进行更深入的采访。

　　2013年，奥马尔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名为国际商务与葡萄酒协会。每个月，会员们都会聚在一起，参加讲座、品酒会和由世界名厨主理的晚宴。会员费每年5000美元，奥马尔告诉人们，他之所以创办这个协会，是因为在商务晚宴上很少有好酒，而品酒会上也很少有好的对话。

　　在接下来几年里，这个协会的聚会遍布纽约十年里尤为奢华的餐厅。奥马尔也找来了众多演讲者，其中既有传统企业的CEO，也有政府高官助理、牛津大学学院院长、重金属乐队歌手。葡萄酒则都是像Clos de Bèz诱惑之夜这样的主题，配合顶级厨师制作与之相得益彰的菜单。

　　一位曾与奥马尔共事的侍酒师他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，如果晚宴18:30开始，即使到得再早，18:30之前也不能喝一口香槟。他对活动有自己的安排，并像钟表一样严格遵守。如果员工迟到了，他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叫他出来。

　　奥马尔对细节的掌控痴迷。如果发言者发言时间过长，他会打断他们的发言，而座位安排不容商量。晚餐开始后，他会主持谈话，如果看到有两个人开始自顾自讨论，就会打断他们，让他们回到小组中来。尽管严谨，但设计完美的晚宴还是让许多客人都为之倾倒。

　　音乐节目总监Nicholas Russotto表示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参加奥马尔的晚宴，“这是我经历过的尤为不可思议的美酒佳肴体验。奥马尔的天赋在于他交友广泛，我从事古典音乐工作；晚宴对面的人则是投资银行高层；而坐在我旁边的人是航运巨头。我每次总是有非常有趣的话题可以和不同人聊。”

　　即使是几乎每晚都要品酒的葡萄酒专业人士，也对奥马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Jennifer Simonetti-Bryan MW（全美59个获得此头衔的人之一）说：我发现他的活动比我参加过的其他很多葡萄酒活动都更有吸引力，我希望更多人能像他那样一丝不苟。

　　虽然晚宴的客人都很着迷，但这些活动的工作人员却不这样想，大多数服务员、活动协调人和侍酒师都认为他的要求不合理，态度也很急躁。到了付账的时候，更是经常出现问题，支票有时会被退票。

　　一位活动协调员记得他当时的想法是：这太他妈阴暗了。不过算了，这个奇怪的酒鬼刚刚又和我们预定了三场活动。

　　名酒的价值很大程度是由稀缺性驱动的。每拔出一个稀有酒瓶里的软木塞，就意味着这个年份的葡萄酒又向消亡走近了一步。这些晚宴里有时只有六个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一个晚上就能喝掉价值10万美元的葡萄酒。

　　“为了通往更独树一帜的的葡萄酒鉴赏之路！“这就是奥马尔向其他人募集资金的理由。

　　对冲基金出身的佩纳维奇，也是在奥马尔早先一场场的美酒活动中，逐渐卸下了对信任的担忧。

　　在他们相识一年半之后的2016年秋天，奥马尔在游牧人酒店屋顶套间组织了一场八人晚宴。宾客之一是皮埃尔·卢顿（Pierre Lurton）威廉希尔williamhill，曾为滴金（Château dYquem）和白马（Cheval Blanc）酒庄酿过酒的名人，在搭乘飞往巴黎的航班离开之前，卢顿邀请大家去波尔多的时候拜访他。

　　佩纳维奇以为他只是出于礼貌，但几个月后，奥马尔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：那么，谁要去呢？

　　在波尔多，卢顿在白马酒庄亲自接待了奥马尔、佩纳维奇和他们的妻子，带他们参观酒窖和葡萄园。午餐后，一行人乘车前往滴金，在那里继续参观葡萄园并用餐，然后住进了酒庄的客房。佩纳维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这些名庄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奥马尔不经意地建议他们去帕图斯酒庄（Château Pétrus），看看庄主Olivier Berrouet。对佩纳维奇来说，这无异于去梵蒂冈向教皇问好。不知怎的，奥马尔做到了。他们驱车前往，酿酒师本人就在那里，带他们参观葡萄园，和他们一起品尝葡萄酒。

　　在葡萄酒市场的顶峰，欺诈行为往往鲜有人大张旗鼓举报，因为受害者宁愿自认倒霉，也不愿采取法律行动，受到名誉损失的风险。

　　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在葡萄酒上花了很多钱，但他们不想宣传自己花了多少钱。

　　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名字曝光。有一个人即将进入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，奥马尔这件事上他损失了十几、二十万美元，但如果事情曝光，很难说丢掉的面子，加上之后带来的更多实际损失会不是是数百万美元。

　　佩纳维奇则不介意将此事公之于众。2019年，他聘请了曾被《》称为华尔街赏金猎人的前检察官Rob Seiden调查。Seiden此后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些重要证据，包括奥马尔冒充他律师的电子邮件，这些证据将这一系列事件演变为一个刑事案件。

　　这让美国检察官对此案开始感兴趣。美国司法部在2020年初对奥马尔提出起诉。

　　2022年法官做出民事裁决，命令奥马尔夫妇向佩纳维奇及其他共同原告赔偿800多万美元，其中大部分属于佩纳维奇。其他有同样“投资“于从未举行过的品鉴会的原告；为晚宴提供珍稀葡萄酒但从未收到货款的原告；未收到宴会场地费用的酒店；甚至拖欠工资的侍酒师。

　　而在此之前，奥马尔因签证逾期已被驱逐出境。美国司法局于是向斯里兰卡提出了引渡请求。直到2024年2月底，他才被送上飞往纽约的飞机，在肯尼迪机场被捕。之后几个月经过法庭上的再次拉锯，奥马尔被追加两年的联邦监禁。

　　曾有人问佩纳维奇，既然奥马尔屡屡爽约，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他投资那么多钱？佩纳维奇站在事后的角度，也给出了几个想法：

　　第二，奥马尔常直接或暗示给到的压力战术：品尝和投资某瓶酒的机会总是稍纵即逝，一旦关闭就是永远消失。

　　第三，他事后注意到，奥马尔精心安排的晚宴流程，也意味着投资者们从来没有时间私下交谈，没有时间分享彼此的怀疑。

　　当然还有一点。他提到自己在对冲基金时，曾编写过复杂的算法来战胜市场。但在这件事上，这经验毫无用处，因为他的研究模型依赖于不同个体的从众行为。但在单个个体上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，他被美酒——以及活动上那些志趣相投的同伴——深深吸引住了。